南都记者 高龙    全国假日办在网上发布“关于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的调查问卷”，近日约得到了211万人的反馈。据报道分析，大多数网友对现行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表示不满，他们的一大呼吁是延长春节假期。

　　时光回溯，一百年来，有关春节假期的安排数次引起剧烈而广泛的社会争议，其中蕴含了政治诉求、时代变迁和民俗传承等矛盾。在民国时期，春节甚至一度被官方取缔。

　　“围剿”春节广东省市政公报令各中小学不准放春节假，一旦查出，校长撤职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最初是采取以西历为主，兼用传统阴历的做法。1912年1月孙中山签发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记载，“新旧二历并存”，“旧时习惯可存者，摘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延续了孙中山颁布的命令。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春节原来的民间称谓为“元旦”、“新年”，改历后，元旦指代阳历1月1日，而阴历1月1日开始叫“春节”，该称谓一直延续至今。

　　春节成为法定节日后，单位、学校在春节例行放假。1918年2月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就将春节放假公告，“本年春节假期定为一星期……”

　　但春节的命运在上世纪20年代发生了剧变。

　　当时国民政府面临一个尴尬事实，就是国历颁布十几年了，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国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在此背景下，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了《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内政部提案称，两种历法并行的现实是“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提案的措施颇为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

　　从提案开始，国民政府掀起了极具争议的废旧历运动，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春节的废除。一场针对春节的“围剿战”展开。1930年的广东省市政公报显示，查禁春节的措施非常严厉，公报令各中小学放国历假，不准放春节假，一旦查出，就将校长撤职。也不准学校师生在春节时请假，否则教员辞退，学生加倍扣分。

　　在废除春节运动中，上海华界的住户都收到一张类似传单的东西，标题是《上海市政府为推行国历新年通告市民》。

　　废除春节运动甚至引起了恐慌。在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和老太太中间，有的人担心废除春节后“连生日年纪四时八节都要过忘了”。

　　废除春节，也有支持者。比如1930年1月30日的《大亚画报》就刊登了一篇《废历春节的罪恶》。文章谈道，“自从提倡国历，有许多腐败愚氓，误国历为洋历。由夏蛮夷，废旧历是大逆不道。这种人真是进化前途中的障碍物了。”但该文同时提到，截至当年，民众对春节的兴趣依然很浓。

　　但绝大多数是反对的声音。南都记者查阅了多份民国杂志，发现对春节的眷恋是当时普遍的情绪。

　　1930年第15期民国画报《安琪儿》编辑室撰文称，“春节———废不了的废历新年———本刊又要停刊一期，因为工友们都要休息过节——— 过年。”

　　1931年第1卷第27期《民众生活》在“编后的话”中称，“才过了国历的新年，眨眨眼又是废历的新年了。这个年字的头上，虽已加了废弃的‘废’字，但民间依旧十分兴奋。一切还和不废一样，可见字面上的‘废’，终究是空自好看，令人快意而已！”

　　1931年第4卷第1期的《时事月报》刊登了一幅叫《废历的前途》的漫画。在漫画中，废历被描绘成一个缺少一腿，拄着拐杖的残疾人，面对着一个“残废收容所”。

　　对春节的怀念也体现在知名学者的日记和回忆中。

　　1932年第2卷第3期的《民间月刊》刊载了学者顾颉刚的《论中国的旧历新年》。其中提到春节的快乐，“我自己做小孩的时候，每逢节令，吃到许多特别的食物，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尤其是大家穿了新衣裳，红红绿绿的走着玩着，满觉得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快乐的空气包裹了，这种快乐彷佛是天上的仙女散下来的，充满了高贵而又温和的意味，又彷佛这些花样是天上规定了的，有不能改变的意义。”

　　在1934年春节前一天的日记中，还在读书的季羡林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在普遍的反对声中，废除春节运动在1930年已经被当局认为不成功。

　　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称实行阳历是“本党对内重要政策之一”。但也承认推行的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文章承认，大多数人阴阳日历并用，而且认为阳历是一种点缀，商界年终结账的习惯也没有改。

　　1930年12月江苏省政府公报第75期承认，“将人民庆祝废历元旦仪式严予禁止仍不足以收实效。”

　　“革命化”春节“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干不上劲”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春节为法定假日，有3天假期。

　　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春节则充斥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1959年2月7日农历除夕夜，人们吃的是满桌的麻雀肉。在过去的一年，全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被大规模歼灭。

　　在“文革”中的1967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出当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决定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

　　1967年春节，许多人不再寄送贺卡，而是改寄毛主席语录。过“革命化”的春节成意识形态主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春节的休闲意义被“革命”替代。

　　1968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读者来信综述》，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迎接今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各地读者来信表达的共同愿望”。文章提及，有读者来信称，“现在学校中有少数人，不关心复课闹革命，却筹备春节‘回家事宜’，这种现象要及时纠正。”

　　1970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提到，在山西省武乡县农村插队落户的7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决心春节不回城，就地闹革命，“在农村过好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个革命化春节。”该报道介绍，在贾豁公社杨桃湾大队插队落户的王术功等12名北京知识青年，认识到自己原先的“冬闲休息，春节回城”的想法不符合元旦社论要求，于是发出了坚守农业生产岗位，春节不回城的倡议。倡议得到插队落户的七百多名北京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这个县原来有20%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想春节回城，“现在都改变了主意”。

　　1976年1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沁县城关公社城关大队破旧立新过革命化春节。报道称，这个大队该年农业丰收，粮食亩产达1300多斤。进入农历腊月以来，许多社员为庆祝农业丰收，开始准备过一个丰盛的春节。城关大队党支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专门开会研究怎样破旧立新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问题，“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979年，对春节不放假的“革命化”开始出现了质疑之声。1979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两篇质疑文章。

　　一篇作者为黑龙江金河林业局物资库的梁衍德。梁衍德所在的林区这年春节不放假，理由是“为了打好‘三年大见成效’这一仗”。“这种做法以前有过。上面通知谁敢反对？”梁衍德认为，“既然是‘法定假日’，除了像医院、铁路等确实不能休假的部门需要轮休外，都应该依法休假，不要任意去改变。”梁衍德称，“我林区第一线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仅有这么几天假日，应该让他们好好地度过这个节日。你硬占了去，表面看来这几天出勤是有了，实上该办的、当休的还不是挤掉别的生产时间？此得彼失，半斤八两，长官意志的疲劳战实际上难以收效。春节放假，工人高兴，为实现四化干劲更足。”

　　另一篇文章《让农民过个“安定年”》，作者为河北黄骅县李村公社通讯组郭德才。文章称，“前些年，越临近春节时候越叫劲。一到快春节了，上级又是‘强调’，又是‘要求’，‘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闹得群众不得安宁。农民一年到头，春节是放假休息的时候。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干不上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春节生活逐渐去政治化，成为百姓一年中最大的休闲时光。不回家的“革命化”春节最终被“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群迁徙”春运所取代。

　　参考资料：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人民数据库、《中国休假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发展》、《中国“黄金周”的政策效应研究》、《主流生活》